天下为主君为客————《明夷待访录》随想
浏览:1151人次    发布时间:2014-11-04    
分享道

康熙十八年的一个秋日里,黄宗羲的《明夷待访录》付梓。挚友顾炎武在来信中对此书评价极高——称其“可徐还三代之胜”。在士人的迷惑眼中,这只是一部不切实际的“怪书”。这一年距离明朝灭亡已有三十余个年头。这一年,正如书名所告诉世人的那样——明夷于飞,箴言待访。

崇祯十五年黄宗羲参加科举不第,回乡一年后北京即被起义军攻陷,清军入关。此刻,明朝的社稷恰如在秋风中瑟瑟发抖的枯叶。黄宗羲渴望尽忠报国,远赴南京,却因为参与社党受到南明政权的抓捕。然而,“驾帖未行,南都已破,宗羲踉跄归”。他得知鲁王于浙东自立,立即“纠里中子弟数百人从之”,组建“世忠营”响应。天时不测,数月之后鲁王政权便宣告灭亡。黄宗羲只得“入四明山结寨自固”,人心不古,山寨竟为山民所破。半生的报国梦想,就这样仓促地画上了句号。

明朝的社稷在暮秋的寒风中一片片凋零殆尽。

晚年的黄宗羲对明朝的灭亡进行了深入的反思。在这个王朝深陷危机的时候,奋起保卫它的只有自己这样的读书人,而读书人在这个王朝的最后一刻依然遭受着它的打压。腐败而黑暗的明朝真的值得拯救吗?如果国不知有其民,民不知有其国,人民又有义务去保卫专制独裁的统治者吗?

答案是:否。“天下之治乱,不在一姓之兴亡,而在于民之忧乐”。基于这种思想,黄宗羲写下了《明夷待访录》。其目的并非简单的针砭时弊,而是力图构建一幅未来的政治蓝图;并非向君王教授权术,而是替生民立命,为天下著书。《明夷待访录》的根本思想正是对君主独裁专制制度的全面否定。

《原君》为《明夷待访录》开宗明义,文中明确区分了“古之君”与“今之君”的区别。尧舜禹三代君主“不以一己之利为利,而使天下受其利,不以一己之害为害,而使天下释其害”。反观后世的君主,却把天下当作个人的产业,“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”。于是身为君主者心怀天下的责任渐渐被忘却,而天下人无不贪恋君主手中的至高权力。

 废除宰相一统六部后,朱元璋曾欣喜地想到从此君主大权独揽,奸邪小人无处扰乱朝纲,江山社稷便可万世无忧。然而他没有料到的是,明朝并未出过多少“明君”,甚至出现了嘉靖这样几十年不上朝的昏庸君主。明朝君主的昏庸无能,正是源自权力的过度集中。普通官员失去了自主决策重大事项的权力,也就沦为了对当权者俯首帖耳的奴才。皇帝作为神圣的存在高高在上,所能时常接触到的人只有身边的宦官近侍。因此接近权力核心的宦官小人得以当道;而心系天下,呼吁改革的有识之士反而得不到皇帝的信任。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残酷镇压正是晚明政治的缩影。执政者手中的权力愈是集中,权力的腐化就愈是迅速。

但是明朝的崩溃只是源于一人之独裁吗?并不尽然。臣者,“为天下,非为君也;为万民,非为一姓也。”法者,“藏天下于天下也。”然而黄宗羲却感叹臣之不臣,法之不法。这皆是因为君主权力的膨胀,让“臣”变成了替君王奴役人民的“臣子”,让“法”变成了维护专制统治的“王法”。

对于高高在上的君主而言,惟命是从的“臣子”是专制之剑,防备天下的“王法”是专制之盾。历朝历代的君王都幻想,有这样的“剑”与“盾”在手,江山社稷可万世无忧矣。君与臣如“共曳木之人也”,然而“曳木者唯娱笑於曳木者之前,而曳木之职荒矣”。防备天下之法细致入微,但是“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”。帝国的崩溃,正是始自一套看似完美的“管理机器”。惟命是从的臣子让昏庸的统治者更加昏庸,维护君权的王法让暴戾的统治者更加暴戾,独夫之心,日益骄固。在专制体制下,臣与法成为了执政者过失的放大镜,使明末的社会矛盾大大加剧。崇祯十七载,戍卒叫,榆中举,闯王一炬,可怜焦土。反之,如果官员和法律可以尽职于天下,分割并限制统治者的权力,那么这个体制就足以维持良好的运转,君主的权力便会得到遏制,明朝覆亡的悲剧也许就不会这么快发生。

《明夷待访录》根本的写作目的在于给未来的社会规划蓝图。相比于直言君主专制之弊,黄宗羲更着重提出一份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。《明夷待访录》的政治理念和对社会的规划,带有民主的倾向,也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。黄宗羲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,主张工商皆本并倡导商品与货币流通,使“千万财用流转无穷”。但是他更大的贡献还是在于限制君主权力的要求与民权思想。所谓限制君主权力,并不意味着减少政府的权威,而在于政府内部的分权制衡。这就与中国古代士人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”的无政府主义有了本质区别。分权制衡的基础是君臣从属关系的改变,臣“以天下为事,则君之师友也”。在处理重大事项的时候,两者甚至是同事关系,皇帝当与宰相和六卿“同议可否”。宰相与六卿分担了原本集中于君主的行政权,让熟悉政务的官员参与决策,保证了政策的可行性。另一方面,黄宗羲敏锐地意识到了让士人参政议政的重要性,他认为学校可以提供一个良好的议政平台。只要太学生“危言深论,不隐豪强”就能够形成良好的政治风气,产生对政府的约束力量。君主身为统治者必须定期前往太学,接受士人谏议。这些想法当然与明末社党的兴起不无关系,不过其中已经流露出议会政治的萌芽思想。

“天下为主,君为客”。这是黄宗羲在《明夷待访录》中反复提及的观点。以古代中国士人的思维方式,天下黎民的生计固然重要,但是以天子为核心的官僚体系才是维持社会运行的基础。作为主流的儒家思想对于中央集权体制一直给予积极的肯定态度,甚至主张民本论的孟子也有“一乱一治”的说法。然而黄宗羲却大胆提出“三代而下,有乱无治”,这是他观察历朝中央集权体制必将走向崩溃的规律后得出的结论。一个朝代从建立到灭亡的过程,也是天下从安定走向混乱的过程,因此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有其与生俱来的缺陷。身为明清之际首批启蒙思想家之一,黄宗羲敏锐地意识到,社会的运行不能单纯以“民生”为思考前提,更要以“民主”为思考基础,官员应当是为人民服务的“公仆”,法律应当是为天下而立的“公法”。至于君主,则应“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,为天下也”。

德先生其人,自辛亥革命后就已为中国人所熟识,然而中国百年来的民主之路却走得极为艰难坎坷。政治上的革命与改良从未中断,革新之成果却很少为社会大众所共享,这是因为人民总是幻想着出现一位伟大领袖,能够向全社会播撒民主之种。殊不知期冀一种强大力量去推翻独裁之政府,得到的依旧是权力的集中。政府,不是管理并引导人民的“牧羊人”,而是尽职于整个社会的“牧羊犬”。民主,不是上帝赐予的,其原动力乃是人民独立自主的意志。黄宗羲所言“原君”、“原臣”、“原法”,都是为了还原其对于天下的“责任”。黄宗羲虽然未提及民主之名,却已阐明民主之实。民主不在于人民可以选出一位堪比尧舜的完美领袖,从此高枕无忧;而是在于每一个人勇于承担对于社会的责任,人人心怀天下。民主不在于人人享福利、人人均贫富;而是在于人人有决定自身命运之自由,人人享机会均等之平等。我唯一为《明夷待访录》深感遗憾之处,乃是少了一篇“原民”。只有人民成为社会前进的动力,中央集权政府的“半衰期”才能真正画上句号。如顾炎武所说——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。

何为天下?“天下”不仅象征着民族和国家,“天下”更是人们心中沉甸甸的整体认同感,代表着天下人意志的集合。“天下”不曾在朝代更替的金戈铁马中破碎,不曾在家国衰亡的秋风落叶中飘散,而是永远沉淀在每一个人心中。黄宗羲通过《明夷侍访录》告诉世人天下才是这个社会的本原。因为上至天子,下至庶民,无人不是天下的一部分,无人不受天下之约束,无人不应对天下负责。百余年后,卢梭在《社会契约论》的开头写下:“人是生而自由的,但却无往不在枷琐之中,自以为是其它一切的主人,反而比其它一切更是奴隶。”以此来解读“天下为主君为客”,我以为再合适不过。

主要参考书目:

1.《黄宗羲全集》第一册(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)

2.《新译明夷待访录》(台北三民书局1995年版)

3.《清史稿•列传二百六十七》(电子版)

4.《明夷待访录》解读之商榷(学术交流网 2011年7月18日发布李广柏教授)